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系统整合、编订纂修、集成升华现行生态环境类法律,有效破解立法碎片化、规范冲突、协同不足等突出问题。陕西地处黄河中游,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承担着守护中央水塔、黄河中游生态保护、南水北调水源涵养的重大使命。法典不仅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标志性成果,还为陕西守护好秦岭、筑牢黄河流域生态安全屏障,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法治遵循。新时代新征程,推进美丽陕西建设,必须抓好法典落地实施,把法治思维贯穿生态保护、产业转型、基层治理全过程,以良法善治守护三秦绿水青山。

核心是树牢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典最大的特色,在于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等理念写入法律,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贯彻实施法典,本质上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化实践,关键要打破三重壁垒:打破理念与治理的壁垒,依托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生态风险预警、生态修复等制度,把系统治理的理念转化为可落地、可监管的治理举措;打破政策与立法的壁垒,将党中央的政策主张固化为国家法律,以制度稳定减少治理波动;打破政策表达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转换壁垒,把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命题,具象为环评、排污许可、生态损害赔偿、公益诉讼等制度和裁判规则,实现理念、政策、法律内在统一。

对陕西而言,要借助法典实施把“当好秦岭生态卫士”转化为执法、司法、基层治理共同恪守的法治准则。过去个别地方存在重开发、轻保护的惯性思维,随着法典施行,要做好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衔接,用好《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在秦岭管控、黄河流域治理司法案件办理中主动援引法典条款,切实筑牢黄河流域、秦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三大屏障”,不断厚植陕西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本底。

关键是完善协同系统治理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数量庞大但分散,存在碎片化、冲突化、协同不足等现实问题。法典共5编1242条,以系统化思维整合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和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让法律从“零散的珍珠”变为“精美的项链”,从源头消除规范冲突、凝聚保护合力。

在横向上,法典突出系统治理,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打破按环境要素分割治理的局限;在纵向上,健全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赔偿、督察问责的治理闭环,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陕西生态板块关联性极强,秦岭山地、黄土高原、汉江丹江水源地山水相连,生态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往往不受行政边界约束。以往流域联防、跨区域协作大多依靠专项协议,刚性约束力不足,容易出现“各管一段”的治理短板。法典确立协同治理、流域统筹、区域联动等法定规则,把跨区域生态协同从柔性行政协作上升为刚性法律责任。陕西要以法典为标尺,推进秦岭跨省市联合管控、黄河中游协同治理、南水北调水源地联保联治,打通部门壁垒、市县边界,推动生态环境、水利、林业、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完善上下游、左右岸联动机制,构建多方联动、协同高效的三秦生态治理新格局。

根本是打通保护发展转化通道

法典不是单纯的环保法条集合,而是统筹保护与发展、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的法治载体。法典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将法治视野从末端治污前移至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的系统性转型。

一方面,法典以刚性约束守住发展底线。秉持损害担责原则,依托生态准入、环境风险管控、生态修复等制度,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划定清晰法律红线。对照法典要求,要倒逼能源、化工、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节能降碳改造。在陕北地区,持续规范煤炭油气开发,深化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项目建设,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化转型;在关中地区,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用好环评、排污许可制度,严控高耗能项目盲目扩张,助力城市群减污降碳;在陕南地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坚决杜绝以开发名义突破生态底线的行为。同时,落实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与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双轨机制,压实排放数据质量责任,以市场化约束推动重点行业深度减排。

另一方面,法典以正向激励激活绿色发展动能。依托生态补偿、生态碳汇、绿色金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法定制度,为陕西绿色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陕南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洋县有机稻米、柞水木耳、安康茶旅融合等实践已经彰显生态富民潜力。借助法典制度红利,要进一步壮大秦岭生态文旅、特色农林、碳汇项目等绿色业态。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南水北调水源地保护中落实法定生态补偿机制,让承担生态保护责任的地区和群众合理共享生态红利,打通“护绿者受益”的制度链条,推动“生态优”向“百姓富”持续转化。

落点是输出生态治理经验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危机没有国界,世界亟须系统性的生态法治方案。法典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既筑牢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基石,也蕴含面向全人类的文明价值,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从理论内核来看,法典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中国式生态治理逻辑。西方传统治理模式往往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置于二元对立位置,要么牺牲环境换取增长,要么以生态保护限制发展,难以破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生态困境。法典跳出这一思维,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固化为法定准则,构建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工业化与生态保护关系提供新的理论参照。

地方实践是国家法治理念落地的微观载体,陕西作为多重生态功能叠加的典型区域,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实践,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制度逻辑在省级层面的具象展开。在秦岭生态保护中,坚持严格管控开发活动,同时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在陕北,立足资源禀赋推动化石能源清洁改造,探索资源型地区绿色转型路径;在陕南,依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打通护绿和富民的转化通道。这些实践印证了法典系统治理、损害担责、生态惠民的核心要义,为山地生态保护、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型区域转型提供来自三秦大地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