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导向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正深刻重塑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路径。不同于传统依赖资源与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它强调新型劳动者、新型要素、新型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的融合创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的飞跃。其根本特征不仅体现在效率提升和要素优化配置上,更突出地表现为绿色低碳、智能集约的发展方向。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演进的大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正日益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动能,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初见成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关键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13%。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实现多点突破,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相继涌现,推动我国由产业跟随者向技术引领者转变。从全国层面看,各地立足区域禀赋,围绕未来产业积极探索特色路径,在体制机制创新、技术转化、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地方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试验田、孵化器和策源地。

  在区域发展层面,京津冀依托丰富的科技、人才和教育资源,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三地结合各自产业优势,布局氢能、生物医药、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产业链。长三角地区展现出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协同优势,上海、苏州、宁波等城市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医疗影像等重点领域,形成多层次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在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跑出加速度。中西部及新兴城市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如合肥“人造太阳”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可控核聚变技术加速迈向工程化验证;无锡打造“空天新城”,形成集智能制造、遥感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这些探索表明,各地正依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通过错位竞争和技术集聚,为新质生产力开辟成长空间。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依赖于技术迭代,更有赖于制度供给、组织方式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在产业组织方面,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京津冀加快整车与零部件协同建设,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孪生、智能装备等新技术加快智能化转型。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安徽出台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方案,上海推行任务揭榜制,苏州设立产业母基金并搭建量子科技人才发展平台,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持体系。

  各地实践经验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应锚定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数实融合三大战略方向,并围绕这些方向形成系统化政策举措:在核心技术攻关上,针对量子科技、AI芯片等“卡脖子”领域设立战略性技术攻关基金,建设国家级协同研发平台,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收益分配机制;在人才培养上,强化前沿学科布局与交叉培养,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创新密集区域试点“AI+生物技术”跨学科人才项目,制定紧缺人才清单,对关键岗位给予个税减免及“一事一议”支持;在体制机制上,探索设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区,打破行政壁垒、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推动社保和险资等长期资本向硬科技领域配置,发展科技成果估值体系,破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难题;在区域协同上,构建跨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分工与错位发展,建立重大项目跨区域协同机制,统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重点区域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多方协同。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企业应发挥创新主体作用,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应聚焦原创技术攻关,提升科技策源能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具备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通过持续创新与深化改革,必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道路,为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王宗润、任晓航,分别系中南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