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既要有效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强度,又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积极探索创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推动全国碳市场建设,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碳标识认证制度。

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是双循环格局下做好“双碳”工作的重要保障。

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控碳降碳成为各个行业领域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目前,许多地方控碳降碳过于倚重政府“有形之手”,对市场“无形之手”重视不够。聚焦碳达峰目标任务,结合碳中和要求,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有利于稳定全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预期,激发经营主体、居民控碳降碳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从国际看,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趋势下,碳排放相关制度和规则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与贸易、投资、金融等融合不断加深。同时,许多制度和规则由自愿转向强制,由发达经济体内部向其他国家的外溢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各国产业竞争力等带来深刻影响。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有助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和气候治理体系变革中发挥贡献者和引领者作用。

发挥控碳降碳对全面绿色转型的引领作用。碳排放涉及能源活动、工业生产、城乡建设、居民生活等多个方面,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控碳降碳与能耗双控、污染防治、产能调控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需要看到的是,目前还有一些部门和地区片面强调单一目标,一些领域存在制度叠床架屋等问题,甚至出现政策“打架”,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产生不利影响。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应结合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关系。一方面,把握好碳排放和能源活动、工业生产、污染物排放等关系,加强碳市场与能源市场、电力市场、排污权市场的衔接。另一方面,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能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产业链上中下游等关系,调动各方面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性,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鼓励结合实际探索制度创新。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相应的组织方式、实践载体、制度规则等深刻变革。我国虽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等领域取得一定先发优势,但在体制机制上仍存在堵点卡点和薄弱环节,必须积极识变应变求变,以更大力度推进制度创新,培育壮大绿色生产力,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应发挥我国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多的优势,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创新。在完善全国碳市场制度规则的同时,可鼓励地方在配额有偿分配、碳金融等方面先行先试。在产品碳足迹管理方面,鼓励技术、政策协同创新,引导碳足迹数字化发展。在碳标识方面,为新技术新产品创造包容审慎的监管环境,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瞄准国际领先水平开展认证,推动“中国制造”由成本优势、质量优势拓展至低碳、零碳竞争优势。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当前,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但贸易规则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的趋势明显,许多相关制度规则由通用向细化的方向发展,影响范围由产品生产环节向供应链、回收处理、投资等方向延伸。我国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迎来更多市场机遇,出口增长迅速。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设置不合理的绿色壁垒,并与反倾销、供应链重构等相结合,我国传统产业和绿色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面临被削弱的风险。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要立足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一方面,对接国际先进规则,有序扩大相关市场开放,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与中国标准制定,为高质量“引进来”提供制度保障,增强在开放环境中锻造竞争优势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增强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为我国更大范围拓展国际市场、更高层次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发展空间。

为提升安全性和韧性水平提供保障。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是一项长期工程,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外部环境看,当前世界经济、能源和贸易格局深刻变化,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从内部发展看,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控碳降碳过程中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民生用能等任务更加艰巨。完善控碳降碳制度和规则,要与增强安全性和韧性水平有机结合起来,妥善防范化解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挑战。要及时跟踪研判国际气候治理、碳排放相关绿色壁垒等的发展变化,系统评估对我国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的影响,在制度和规则设计中做好应对预案。在有效保障能源电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前提下,稳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在健全数据安全、跨境传输管理等基础制度的前提下,稳妥推动碳足迹数据库等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同时,加强对化石能源资源型地区、减排困难行业企业等的跟踪监测,完善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以公平、有序、公正的方式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作者田智宇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