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钢铁、水泥、铝冶炼企业而言,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意味着企业碳排放管理将进入制度化、市场化的新阶段,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

首先,纳入碳排放管理体系意味着企业需积极优化生产工艺,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履约成本;其次,企业的碳管理能力将成为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再次,碳市场扩围也是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契机。

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次碳市场扩围是对企业的一场考验——既是对其减排技术的考验,更是对其资金的考验。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和资金需求之下,绿色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专家指出,目前绿色金融发展仍存在一定制约,需要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紧密合作,通过政策、融资与市场等多元杠杆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我国高碳行业才能有序降碳,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大行业降碳融资存在局限

对于钢铁、水泥、铝冶炼三大行业而言,下一步降碳必须采用减排技术,例如能效提升、原料替代、低碳工艺等。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基金学术主任邱慈观表示,具体而言,三大行业的减排技术可分为“过渡”“近零”与“赋能”三种。过渡路径是在不改变现有工艺情况下,以提升能效或替换部分含碳原材料与燃料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30%以下的减排量。近零路径是以全新生产工艺来替换含碳原材料与能源等方式,在中长期内实现接近于零的碳排放。赋能路径是以外部技术来助益减排,例如CCUS(碳捕集、封存与应用)之类的技术。

从行业现状来看,无论采取哪一种减排方式,都会产生资金需求,必须借力绿色金融工具。日前公布的权威数据显示,中国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从2024年到2060年,需要资金超268万亿元。

对于当前三大行业的绿色金融发展态势,邱慈观表示,经梳理,三大行业脱碳融资工具呈现四大特征。

第一,三大行业的脱碳融资工具比较单一,主要以债务工具支持过渡技术。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只能少量降碳的减排技术,很少用于支持能大量降碳的过渡技术和近零技术。

第二,融资工具、资金用途理应与减排技术相配,但从三大行业对融资工具的使用情况看,它们对其适用性理解不足,产生错配。例如,三大行业采用过渡技术时,会以转型工具来支持只能减排10%的节能降耗技术,但该降碳幅度并不符合转型债券对融资主体减排雄心的要求。

第三,三大行业很少采用减排幅度更大、资金需求更高的过渡技术,故缺乏相应的融资需求。无论是可使钢铁行业减排30%的富氢碳循环技术,或是可使水泥行业减排30%的熟料替代技术,国内案例都很少,仅宝武等龙头公司以试点方式采用。

第四,三大行业对近零与赋能技术的采用更罕见,故相应的融资需求稀缺。三大行业涉入零碳技术的投资案例只有宝武绿碳私募投资基金对欧冶链金再生资源公司的废钢循环利用股权投资案例等两三个。三大行业通用的赋能技术CCUS目前只出现在钢铁行业,仅有零星案例。

“目前绿色金融存在一定的局限。”邱慈观表示,从三大行业脱碳融资的现状看,使用的融资工具比较单一,支持的技术也比较有限。其中,融资工具以债务类为主,聚焦于支持减排幅度较小的过渡技术。同时,国内脱碳融资体系并不成熟,至今绿色融资工具与减排技术之间并未形成耦合关系,融资效能有待检验。

需进一步借力绿色金融

下一步,我国高碳行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以合适的绿色金融工具提供资金支持显然至关重要。

为此,邱慈观建议:首先,政府加速完善气候政策,明确全国统一的绿色金融界定标准,制订激励约束机制,以推动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在气候政策方面,政府应当加快引入能充分发挥价格信号的碳配额制度,促使碳市场发挥其资源配置作用,驱动企业使用合适的脱碳技术来实现低碳转型。在绿色金融界定标准方面,政府应当加速中央层面绿色金融目录的编制和出台,引导资金流向真正符合要求的经济活动和项目。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政府应当通过财政补贴、担保、贴息或央行货币工具等多方来源支持,撬动社会资本的参与,扩大高碳行业脱碳资金的规模。

其次,高碳企业加强转型规划能力,提高对脱碳技术的开发、理解和应用能力。在转型规划方面,高碳企业应当尽快启动编制一个可行、可信、科学的近零排放转型计划,其中纳入短、中、长期减排目标、碳排放绩效、脱碳路径并减排技术、治理机制、资金配置等要素,从而有序推动脱碳,合理规划各类支出,并对接外部资金资源。在脱碳技术的开发、理解和应用能力方面,企业应当加强技术培训和研发能力,加大技术创新投资力度,并寻求更多产业链合作,从而充分掌握脱碳技术的发展现况,使用与技术成熟度匹配的融资工具,双管齐下发挥功能。

再次,金融机构加强其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构建高碳行业脱碳融资评估体系,并丰富转型融资工具箱内容。金融机构应当先加强自身的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再发挥教育功能,引导高碳企业启动脱碳征程,并以适配方案来帮助募资。金融机构应当专门为企业脱碳融资构建一套评估体系,其中除纳入传统融资评估的要素外,另纳入企业近零排放的转型计划,从而才能对企业转型融资需求做出合理判断。此外,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工具箱,针对各类脱碳技术的成熟度与减排潜力,推出在风险、期限等方面都适配融资产品,以调动更多资金参与。

“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碳排放管理与绿色金融具有很大的融合空间,应进一步发挥好绿色金融的作用。”中国节能协会副秘书长兼碳中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军涛表示。

张军涛建议,一是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企业减排需求开发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企业绿色转型融资成本。

二是拓展碳金融应用场景。积极探索碳资产作为金融工具的应用途径,例如碳配额、碳收益权抵质押融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盘活企业存量碳资产。

三是强化政策激励与引导。推动出台配套政策,引导绿色金融资金精准投向高能效、低碳技术与工艺改造项目,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助力产业绿色转型。

四是完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推动金融机构建立碳风险评估机制,将碳排放指标、履约能力纳入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形成有效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模式。

五是建立“碳市场+绿色金融”联动机制。通过碳市场价格信号,引导绿色金融资本向低碳项目和企业倾斜,实现碳减排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效结合。

邱慈观认为,总体看,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紧密合作,通过政策、融资与市场等多元杠杆撬动更多资金支持,我国高碳行业才能有序脱碳,实现碳中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