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涵,不仅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完善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政策体系,并增强各类政策取向一致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面对新阶段新形势新要求,必须统筹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组合拳”,增强政策合力,从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深刻认识绿色低碳发展政策的重要作用

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道,离不开一系列环境政策的有效激励和支撑。其中,环境经济政策强调通过市场机制手段促使企业加强“内部约束”以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促成环境治理效果与经济发展效益的双赢。

一是有助于倒逼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主体培育、成果转化和协同治理,进而推动建设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环境经济政策通过排污税费等“利用市场”手段或排污许可、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建立市场”手段,以倒逼和激发企业开展节能减排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新能源技术等方面的创新,从而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种基于市场机制的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注重通过绿色技术市场化应用,来引导和激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技术中介机构为主体的创新成果转化推进、以政府为主体的协同创新生态营造,因而有助于建设形成市场导向的全链条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二是有助于深化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市场交易机制建设,进而推动健全绿色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改革,旨在明晰的产权、完备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收费价格机制条件下,通过市场化交易实现资源环境要素的最优配置,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

环境经济政策的根本宗旨就是要充分发挥资源环境要素配置中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维护资源环境要素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上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以“建立市场”为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目的就是要通过创新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模式、丰富资源环境要素市场交易主体和交易产品、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交易制度规范和平台建设、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促成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市场化交易的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保障强化,不断健全绿色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实现资源环境要素投入总量控制和资源环境要素利用率提升双目标的有机统一。

三是有助于促进形成资源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绿色生产生活消费模式,进而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通过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和环境保护公众化,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从促进产业生态化来看,环境经济政策中的价格、税费手段,可以有效促进传统产业的集约化、低碳化、清洁化,推动三次产业由传统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的“黑色发展”转向资源节约、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财政补贴、资源环境权益交易等政策手段,则有利于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和清洁能源产业,推动自然经济向生态经济、传统链式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从促进生态产业化来看,绿色金融政策工具创新,可以有效破解生态产业化中的融资难题;着眼于生态补偿制度的环境经济政策,则可以通过保障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来激励生态产品供给,从而助力实现环境收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此外,环境经济政策还可以通过健全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引导和激励社会公众、社会组织更广泛地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事业,并促成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强化政策统筹协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应以政策的精准高效和统筹协同为原则,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目标,即在达到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同时,发挥政策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积极效应,从而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子。

一方面,着眼优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提升环境经济经济政策的科学化、精细化、高效化水平。一是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通过发行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强对绿色产业发展、企业节能降耗、能源高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等重点领域的财政扶持和投入,同时优化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创新绿色发展基金投入方式,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二是重视绿色金融的支撑和提升作用,立足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架构及标准体系、完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拓展绿色金融服务范围、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壮大“耐心资本”,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发挥绿色金融对绿色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消费的重要支撑作用。三是发挥税收和价格政策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环境税率及其他各类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倒逼和激励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开展绿色生产、降低碳排放。完善生态补偿制度体系,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绿色收费价格机制,激励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引导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另一方面,遵循生态环境治理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逻辑,积极寻求环境经济政策的动态最优组合和统筹协同。一是不同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多元协同”,针对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活消费方式绿色化等循环经济体系中不同目标变量,施以差异化、多元化的环境经济政策。二是环境经济政策不同实施环节的“统一协同”,环境经济政策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选择及出台某项特定类型的政策,而且还与环保投资、过程监督、规制结果等特定环境经济政策不同实施环节有关。因此,在进行环境治理时应注重政策出台与督查落实协同推进,同时加强环境经济政策实施的配套制度建设,如建立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碳排放监测核算体系、环境信用评价体系等。三是环境经济政策与其他治理手段的“联动协同”,联合运用环境经济调控、环境立法执法、环境行政监管、社会治理等多种环境规制和生态治理手段,探索其耦合联动机制,不断完善环境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形成协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合力。

(杜宇玮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