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风电光伏设施在2010年左右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其设计使用寿命一般25年以内,预计在2025—2030年间将迎来集中报废高峰。

“十五五”期间,循环经济将大有可为,与此同时,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专家表示,《规划》系统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补齐了循环经济发展制度短板、厘清了全链条发展路径,将助力循环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擘画循环经济发展路线图

《规划》要求,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坚持系统观念,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畅通资源循环利用链条,促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降低资源消耗和碳排放,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上海每天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涛向中国工业报表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资源高效节约利用、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引擎。

上海季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计明告诉中国工业报,“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的产业、生态与战略等多重价值进一步凸显,是统筹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塑造绿色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载体。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朱黎阳表示,《规划》系统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补齐了循环经济发展制度短板、厘清了全链条发展路径,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2025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12年提高约7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大幅下降;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超过60%,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废钢铁、废有色金属为生产环节提供原料占比分别达到27%和30%;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5万亿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

对比2025年和2030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等多个指标来看,未来我国循环经济具有较大增长空间。

以回收提锂为例,方正中期研究院分析人士表示,据测算,在锂电平均服役时长6—8年及锂资源综合回收率为90%的情况下,2026年至2032年的回收碳酸锂理论产量将分别达到25万吨、39万吨、55万吨、75万吨、95万吨、119万吨和158万吨。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清洁电力项目高级主管周晓航向中国工业报表示,不同行业的资源循环利用基础、技术成熟度和发展空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我国实现上述2030年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应该有较大空间,但需要在回收体系、循环利用技术以及产品设计标准等方面取得进一步突破。

“从循环链条看,需要重点疏通前端回收渠道和回收网络。”周晓航表示,以动力电池为例,除了回收锂、镍、钴等高价值金属,还应将电解液、石墨及其他材料逐步纳入规范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体系,避免只回收高价值材料,而将其他材料简单焚烧、填埋,从而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额外碳排放。同时,由于现有规范回收网络仍不够完善,正规企业在回收价格和渠道覆盖方面有时难以与非正规主体竞争,导致部分退役电池未能进入规范的企业,不仅降低了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也增加了安全和环境风险。

杨计明表示,循环经济关键难点有四方面。一是产废端与利用端割裂:工矿、城市垃圾、农林固废分散堆放,跨区域转运成本高,产废企业、处置企业、再生产品市场三方信息不通,供需错配。二是中端处置技术分层不均:中小地区仍以简单填埋、粗放焚烧为主,高值化、全量资源化成熟装备普及不足,部分固废仅做低端建材填料,附加值低。三是末端再生产品市场认可度不足:再生骨料、有机肥、固废制建材存在采购壁垒,绿色采购落地力度弱,优质循环产品缺少稳定销路。四是回收体系碎片化:城乡生活垃圾、工业固废、新兴废弃物分类回收标准不统一,乡镇回收网点缺失。

为此,杨计明表示,要打造区域一体化循环产业园,集中收纳本地工业固废、城乡生活垃圾、农林废弃物,一站式完成无害化、资源化。推广成套标准化成熟装备,大力普及低成本、全消纳固废处理技术,替代粗放处置工艺,实现固废高值转化。落实地方强制绿色采购政策,政府基建、市政工程优先采购再生资源制品,打通再生产品下游销路。搭建区域固废供需数字化平台,统一登记产废量、处置产能、再生产品产能,消除信息壁垒。

“从更深层面看,此次《规划》出台正当其时,聚焦当前循环经济发展的难点、堵点,首次完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资源化全环节,打破工业、农业、城市环保领域政策割裂问题,量化指标清晰刚性,全面加强循环经济体制机制建设,助力循环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杨计明表示。

落实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

本次出台的《规划》,凸显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原则。

《规划》提出,要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广泛推行产品绿色设计,深入推进行业清洁生产,积极推进全社会绿色消费。要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突出抓好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深入推进农林业生态循环发展,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充分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能,加快补齐“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要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促进高水平再制造,规范二手商品流通交易发展。要有效畅通废弃物回收网络,强化产业侧废弃物精细收集,推动社会源废弃物规范回收,针对性提升重点品类废弃物回收能力。

对于减量化,周晓航表示,要加强对不同行业市场需求、产品更新周期和退役规模的科学预测,为企业投资和产能布局提供合理预期,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水平产能扩张。特别是在动力电池、光伏组件和风电设备等新兴领域,应根据未来退役量合理布局回收和再利用产能,防止在回收资源尚未充分释放时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同时,需要提高再生材料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比例,逐步减少对原生资源的消耗。另外,降低资源消耗与碳排放具有较强的协同效应。减少原生矿产开采和初级材料生产,可以降低开采、运输、冶炼和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但同时,也需要评估再生材料回收、运输和加工过程的能源消耗,避免出现资源得到循环利用、但整体碳排放反而增加的情况。

“全域推进减量化有三条路径,一是工业端深化清洁生产,二是城乡端推进绿色生产消费,三是资源消耗、碳排放协同减排”。杨计明表示,循环产业园配套分布式光伏、生物质发电,厂区能源自给,进一步降低化石能源使用,实现“固废消纳+新能源”双重减碳。

对于资源化,周晓航表示,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可以从几个层面推进。首先是加强源头分类。企业应加强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和工业副产物等的分类收集和规范管理,避免不同性质的废弃物混合后降低回收利用价值,甚至增加后续处理难度。其次,应进一步推进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建立园区内企业之间的废料交换、能源梯级利用和副产物协同利用机制,推动工业副产物就近利用。

在释放传统“城市矿产”资源潜力方面,还需要加强废旧汽车等资源的精细化拆解和分类利用,提高关键材料的回收率。同时,应推动回收企业、拆解企业和再生材料应用企业加强衔接,使回收资源能够有渠道有统一标准的进入工业生产体系,替代部分原生资源。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转型项目高级主管王佳认为,产业链协同是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的关键抓手,提高生产工序的资源效率也是核心路径。对于传统“城市矿产”资源,一方面要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形成产业闭环,最大程度地释放其资源效益和经济价值。另一方面,要将资源回收利用的环境效益、碳减排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激发行业内生发展动力,释放“城市矿产”的绿色价值。

在再利用方面,李涛表示,围绕工业固废打造“工业固废—纳米零碳注浆材料—矿山井下充填”闭环产业链,将工业固废通过技术变成纳米零碳注浆材料,再回填矿山,实现资源化利用;进而拓展地下工程、水利工程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拓宽工业固废高价值利用边界,“在这一场景下,再利用本身就是资源化的过程。”

“畅通全域废弃物回收网络体系十分关键。”杨计明表示,一是城乡分层布局回收网点:城区社区设置智能回收柜,乡镇配套集中回收中转站,县域建设综合分拣中心,形成“社区-乡镇-产业园”三级回收网络。二是政企联动运营:由循环产业园统一承接回收业务,稳定回收价格,避免行业恶性压价导致废弃物流失堆存。三是数字化管控:回收车辆、网点线上登记,实时监控废弃物流向,杜绝固废非法倾倒。

近年来,“新三样”等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格外引人注目。

周晓航表示,对于“新三样”,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回收模式,而应分类管理和建设。动力电池应重点建立覆盖电池生产、车辆使用、维修更换、报废回收和综合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完善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压实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电池生产企业的回收责任。同时,应完善退役电池状态评估、梯次利用和材料再生标准,打击不规范拆解和非法流转。对于光伏组件,应探索可持续的回收商业模式,明确光伏发电站业主、组件生产企业、拆除施工单位和回收利用企业之间的责任及成本分担机制。还应提高玻璃、铝边框、硅材料及其他材料的精细化拆解和再利用比例,避免只回收价值较高的银等金属。对于风电设备,应加强可回收材料和循环利用技术研发,在产品设计阶段提高风机及叶片的可拆解性和可回收比例,并开发经济可行的回收方案。

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双向奔赴”

《规划》提出,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局,加快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强化行业监管措施。

“循环经济产业有四个方向,一是技术升级,二是模式升级,三是产业链升级,四是业态升级。”杨计明建议,以县域为单位规划综合循环产业园,集中承载本地各类固废处置需求;扶持本土环保装备企业研发迭代成套资源化技术,降低设备进口依赖;引导产业抱团发展,整合产废企业、处置企业、再生产品经销商组建产业联盟;依托绿色金融、专项债支持产业园成片开发,降低企业投资门槛。

李涛表示,循环经济产业升级的方向,一是高端化,比如将脱硫石膏固废从普通建材升级为矿山结构注浆主材,打破国外高分子注浆材料垄断;二是壁垒化,依托底层原创发明专利构筑不可仿制的技术护城河;三是规模化,模块化产线快速复制落地;四是业态多元化,打造“固废处置+新材料生产+工程总包”一体化产业生态;五是零碳化。

从具体落地路径来看,李涛认为,一是布局循环产业园区;二是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开展前沿技术攻关;三是培育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四是将自主产品纳入重大基建工程名录;五是面向全国输出成套专利技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循环经济产业格局;六是引导企业参与行业技术规范,为产业规模化推广提供标准支撑。

《规划》提出,要强化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和政策保障,深入开展宣传引导,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德元表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特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统筹发展与保护的关键路径,要处理好‌环境、资源、发展‌三者关系,这就决定了发展循环经济,不能单靠市场的力量,也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双向奔赴”。

本次出台的《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支持政策。在财税金融支持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领域投融资支持力度,落实好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和“反向开票”制度。在循环经济碳减排价值实现方面,支持将典型循环经济行为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和碳普惠体系,有效破解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价值实现问题,激发各类主体的内生动力。在绿色采购方面,将再生材料应用产品纳入绿色采购范围,同时鼓励各地区结合实际建立绿色建材采信应用数据库,支持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项目采购绿色建材,鼓励商品住房项目提高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周晓航表示,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交叉行业和部门的协同,因为废料的源头产业和再利用后的应用产业可能是跨行业,也存在技术标准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不一致等问题。

“要构建一个循环经济发展制度和政策保障的体系,”李涛表示,一是法治顶层支撑,比如依托《生态环境法典》立法与《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把大宗工业固废高值利用纳入火电企业刚性环保考核条款。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工程标准建设,完善行业工程建设标准,打通工程招投标采信通道,加大专利行政执法力度,保护企业底层原创技术产权。三是全链条闭环监管。建设固废数字化溯源平台,生态环境、发改、住建多部门联合执法,整治非法固废堆场与低端散乱处置项目。四是财税金融扶持,落实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即征即退、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将固废绿色项目纳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CCER碳减排支持目录,给予生产线建设专项补贴。五是绩效考核约束,把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资源产出率纳入地方生态文明考核,将矿山充填固废应用规模纳入矿山绿色开采考评指标。六是健全市场化交易机制,搭建全国固废绿色建材公共交易平台,依托碳市场形成市场化减排收益,撬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固废循环利用。

张德元表示,《规划》顺应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新趋势、直面循环经济发展新挑战,从法律法规、长效机制、标准规范、统计评价以及综合性支持政策等方面,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机制保障作出了全面部署,将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