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三角地区引入AI技术为能源大省山西智能调控电力配送;从山西输出绿电为长三角地区的先进工业与制造业注入动力引擎……作为我国能源重地与经济高地的山西省与长三角地区,两地在绿色电力交易、碳足迹管理、清洁能源输出(如绿电、氢能)与产业链协同升级方面具备优势互补的条件,并在新能源技术研发与产业落地、氢能产业链与应用、减污降碳技术研发等方面展开诸多合作。

“山西和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弱,但碳排放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可以看到,浙江、江苏和上海等长三角省市,和山西均有着紧密的产业关联。减污降碳上,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山西的贡献。”在6月24日召开“山西-长三角地区产业链协同降碳”研讨会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闫云凤分析。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胡晓辉认为,产业链协同不仅建立在技术的赋能,更多是制度的吸收。目前,山西-长三角区域间更多是基于企业层面的对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产业链协同机制。在数据确权、牵头主体界定及数据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企业间尚缺乏深入协商与制度安排。从绿色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角度看,双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在机制设计与合作模式上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能源重地与经济高地优势互补

山西与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优势互补,协同减污降碳潜力巨大。

由绿行太行团队与南京师范大学团队耗时半年走访研究得出的实地调研报告《山西省重点行业减污降碳优秀案例观察》数据显示:山西重点行业减污降碳绿色转型,需要改变的是技术、产品、能源结构和产业链。原有钢材产品需求持续走低、调整的特殊时期,正是山西重点行业进行调整的契机。

绿行太行团队负责人李飞介绍,钢铁行业作为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历经十年发展,粗钢产量从2015年的3847万吨攀升至2024年的6027.9万吨,增幅达56.7%,稳居全国第五大钢铁生产省份,仅次于河北、江苏、山东和辽宁。

2024年,中国焦炭产量48927.25万吨,其中山西省焦化行业以9211.6万吨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总产量的18.8%。从过往十年来看,其发展轨迹与钢铁行业高度协同,尤其自2020年产量峰值后连续四年下降,折射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联动效应。

“在钢化联产这一创新实践领域中,晋南钢铁‘钢-焦-化-氢+绿电’联产降碳工艺流程,助力二氧化碳降低22%,行业平均水平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1.8吨。”李飞表示。

《山西省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年)》明确提出,要在重点行业节能减碳领域开展技术攻关。2023年12月通过的《山西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行动方案(2024—2030年)》进一步强调,要推动钢铁和焦化行业的低碳技术应用与产品研发,强化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通过新技术、新业态赋能传统产业。

“2022年至今,山西焦化行业需求大幅削减。钢铁行业低碳转型将大幅减少对焦炭的需求。到2030年,预计减少20%。到2050年,将减少至微乎其微的需求。”李飞分析,“传统行业减污降碳任重道远。目前山西钢铁与焦化企业已经在降本增效与超低排放改造上做出很多努力,但面对持续的市场低迷与紧迫的‘双碳’期限,还需从技术、产品、政府扶持与能源结构等多方面下大功夫。”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也是能源消费的重要区域,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用电需求不断上升。山西作为中国重要的能源输出大省,与长三角地区在能源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双方长期以来保持着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

据能源专业知识服务系统网站数据显示,2021年长三角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共接收来自山西省外调煤炭12051.87万吨,占山西煤炭当年外送总量的16.8%。其中,江苏省接收6291.93万吨,位居山西煤炭外调省份第三,仅次于河北和山东,体现了山西与长三角地区在能源供应上的高度互补性和紧密合作。

山西与江苏在电力合作方面也早有布局。1997年,双方以“专厂、专线、专供”的模式,共同建设了首条“晋电下江南”输电通道——500千伏阳淮输变电工程,为两地清洁能源输送奠定了基础。此后,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之一——±800千伏雁门关至淮安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于2017年建成投运,进一步拓展了山西电力外送能力。据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统计,截至2025年5月,这两条“晋电下江南”跨区输电通道已累计向长三角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0亿千瓦时,相当于江苏省4500余万个家庭连续使用5年的用电总量。“晋电入苏”不仅有力保障了江苏及长三角地区的能源供给,也成为江苏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举措。

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幸福城市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吴旭提醒,产业区域协同降碳的核心,是以共赢思维重构产业关系的过程。如何将山西的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降碳技术的“试验场”,将长三角的市场需求转化成为山西绿色产业新动能,通过双向奔赴实现产业协同,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经验互鉴与产业链协同加速推进

减污降碳是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议题。过去一年,在能源基金会“山河晋谣-山西省绿色低碳传播能力提升项目”支持下,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联合南京师范大学与绿行太行,持续挖掘山西行业企业减污降碳案例。

胡晓辉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浙江企业已经开始在山西重点产业链打造中发挥作用。近年来,山西将氢能作为能源转型的新方向之一,但想要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形成集群规模并不容易。

“我们的研究,旨在剖析山西省在‘高碳锁定’困境中探索产业升级与生态修复协同的路径,总结实践经验。探索浙江省通过立法引领、技术赋能与公众参与实现绿色增长的制度优势,助力政策优化。通过对比两省的实施效果,为国家完善‘1+N’政策体系的区域适配性提供依据。”胡晓辉表示。

在晋浙经验互鉴与产业链协同上,调研选取了山西省的晋南钢铁、太钢不锈和鹏飞集团,长三角地区的西子洁能、正泰新能、申能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前三家企业均属于山西传统高耗能行业,涵盖焦化、钢铁等重点领域,是当地产业绿色转型的典型代表。后三家企业各具特色,分别在新能源制造、清洁能源技术服务以及产业链环保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晋南钢铁位于山西临汾,隶属金属冶炼与加工行业,企业聚焦新型制氢技术与氢能重卡运输,其减污降碳代表举措是“钢-焦-化-氢+绿电”闭环模式。太钢不锈位于山西太原,同样隶属金属冶炼与加工行业,企业专注于碳足迹管理与低碳冶炼技术,其减污降碳代表举措是碳管理数字化与捕集技术。鹏飞集团位于山西孝义,隶属采矿业、现代制造业,企业受益于地方政策支持,志在推动焦化与氢能深度融合,其减污降碳代表举措是余热制氢与智能管控融合,在焦化生产的洁净化改造和环保智慧化管理方面树立了行业标杆。

“三家企业的减污降碳实践,展现了山西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多元路径。但也应看到,企业发展依然存在不足。”胡晓辉指出,“其中,晋南钢铁氢能技术产业化不足、绿电规模化应用受限、政策支持力度小;太钢不锈规模化应用的经济性和碳市场机制适配性问题有待改善;鹏飞集团绿氢制备技术突破依然面临挑战。”

在长三角,西子洁能在减污上形成了协同治理模式。该企业研制了全球首套超高压干熄焦余热锅炉,构建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体系。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光伏组件供应商,正泰新能从源头加强对生产环节的污染防控,重点打造基于光伏组件一体化供能模式和产业链协同降碳,实现了厂区“光+储+充”一体化供能及供应链碳足迹管理。

“两家企业的共性,揭示了浙江模式的本质——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市场化机制为纽带、数字治理为底座,但需补足‘污染防控系统性’与‘跨行业普适性’短板,方能为山西等资源型地区提供完整范本。”胡晓辉提醒。

更多的山西-长三角企业正加速协同,涵盖氢能、光伏、钢铁、绿色金融等方向。

记者获悉,鹏飞集团与申能集团已在氢能重卡领域开展合作。鹏飞集团所使用的诸多技术设备,包括电动车电池和研发装备,均由长三角地区企业提供,体现了区域间在绿色制造与技术供给方面的协同关系。

“晋南钢铁、太钢不锈和鹏飞集团三家企业的减污降碳实践,展现了山西传统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多元路径。浙江企业的减污降碳经验是企业普遍致力于研发新工艺。西子洁能、正泰新能、申能环境三家企业以技术创新为基础,通过数字化管理与产业链协同,积极推进全流程减污降碳。‘山西资源禀赋+浙江技术赋能’,有望打造更多跨区域协同降碳案例。”胡晓辉分析。

以浙江、江苏、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山西的采矿业,而长三角地区的机器设备、轻工业、电子产品的生产,则拉动了山西矿产品的增加值。

“应看到,两个地区在碳排放的链条迥然不同。浙江、江苏、上海在机器设备、轻工业、电子、服务业方面,采用了大量的山西电力,使得山西电力的碳排放增加。在协同降碳上,如果全产业链要求绿碳,对于山西减污降碳将是一个拉动作用,这是两地的重点关联路径。”闫云凤提醒。

在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院长何泓看来,山西与长三角地区在低碳发展领域的深度协作,既能发挥山西能源资源优势,又能结合长三角地区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形成示范效应。山西科城能源环境创新研究院将持续关注区域减污降碳合作,努力把全球的创新资源引到山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