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确定为2026年经济工作8项重点任务之一,全面绿色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日益活跃,从清洁能源到低碳技术,从绿色制造到循环经济,创新主体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十四五”以来,我国社会各部门协同推进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转型与绿色创新取得显著成效。2024年,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8%,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5年9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到21.98亿千瓦,约占我国电力总装机的59.1%,风电、光伏装机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

地方实践亮点纷呈。浙江省全面推进“绿色智造”,通过财政补贴与绿色金融协同发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广东省聚焦新能源与低碳技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科创优势,推动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绿色升级。内蒙古自治区则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风光大基地,昔日“煤海”正加速迈向绿电高地。从这些实践看,我国多地已初步形成政策引导、市场驱动、区域协同的绿色创新生态,不仅支撑“双碳”目标稳步推进,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绿色发展的一些短板仍值得关注。例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区域间绿色转型进度不均衡,中西部部分地区受限于薄弱的财政实力与产业基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绿色金融体系尚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此外,市场化政策工具的使用相对较少,局部存在“运动式减碳”或激励机制错配现象,制约了绿色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可持续性。未来,更有效促进绿色发展和产业绿色转型,需多方参与。

一方面,强化产业政策系统性与精准性。完善绿色标准体系,动态更新重点行业清洁生产、能效与碳排放基准,推动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绿色制造转型。健全绿色产业链协同机制,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国家级绿色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化”链条。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升级,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内卷式”竞争,提升产业绿色韧性。

另一方面,让积极财政政策在绿色转型中发挥引导和撬动作用。通过构建多元化的绿色财政政策工具箱,如绿色税制激励、绿色PPP模式等,推动政策工具从补贴主导向激励兼容转型,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杠杆效应。与此同时,注重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应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制度优势与发展阶段,因地制宜构建兼具激励相容性、财政可持续性和环境有效性的绿色财政体系,实现绿色发展与财政收支的良性循环。

企业作为绿色转型的核心主体,应主动将“双碳”目标与自身发展战略深度融合,聚焦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方向,探索数字化赋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与上下游协同减碳,打造全链条低碳生态,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布局,把绿色技术转化为成本优势、创新机遇与长期竞争力。完善统一的绿色产品标识与认证体系,通过消费券和阶梯电价优惠等激励措施,引导选购新能源汽车、高效家电等绿色产品,依托数字平台开展碳普惠试点,将节水节电、垃圾分类、绿色出行等行为转化为碳积分,增强公众参与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