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我国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深化、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的五年,我国能源行业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通过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快推动能源管理体制转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走出了能源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之路。

一是能源市场结构进一步完善。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部署,强化公平竞争基础地位,深入推进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规范运营与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有力破除准入壁垒,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电力领域,坚持9号文“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稳妥有序放开优先发用电计划,近80%电量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超过97万家。油气领域,70余家企业通过公开招投标进入油气上游勘探开发领域,油气托运商注册主体超过1000家。煤炭产供储销各环节已全面实现市场化。“多买多卖”的能源市场竞争格局初步形成。

二是能源市场体系加快建立。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部署,着力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已初步建成,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现货交易“风向标”、辅助服务交易“调节器”作用有效发挥,省市场、区域市场、省间市场建设多端发力,有效促进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油气“X+1+X”市场体系初步形成,实现上游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煤炭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基础价+浮动价”的价格机制有效调节煤炭短期供需关系,有效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三是市场化能源价格机制加快理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价格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的“牛鼻子”,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事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适应竞争性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的差异化特点,分类稳妥推进。一方面,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煤电、新能源上网电价实现市场化改革,用户侧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建立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制度。能源价格充分反映供需关系,有效引导供给侧和消费侧优化能源生产与消费行为。另一方面,科学核定自然垄断环节价格,开展三轮次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和价格核定,推动电网盈利模式由购销价差向输配电费转变。创新实施跨省天然气管道“一区一价”,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原则核定跨省成品油管输最高准许收入,推动自然垄断环节不断提升运行效率。

四是能源治理机制持续强化。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发挥基础性、统领性作用,构建起能源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能源规划体系更加完善,规划对能源发展的战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能源监管更加有力,能源监管法律法规更加健全,能源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用电营商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作出系统部署,为“十五五”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未来五年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也是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速期,更是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攻坚期,对标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2035年基本建成能源强国的目标要求,需要重点破解四方面体制机制障碍。

一是推动能源供给侧绿色转型的体制机制需要加快建立。我国能源供给方式加快向“新能源为主、多种能源协同互补”转变,锚定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5年新能源装机容量36亿千瓦的发展目标,我国新能源将保持年均2亿千瓦的较快增长,能源供给的绿色底色不断厚植,需要加快推动能源供给方式变革。一方面,新能源出力“靠天吃饭”,对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支撑能力有限,短期内难以有效替代化石能源,需要在化石能源“有序退”的同时,推动新能源“先立、早立、快立”。另一方面,新能源难以有效匹配负荷需求,对煤电等灵活调节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我国具备快速调节能力的电源占比偏低,煤电机组开展灵活性改造意愿不足,系统调节能力存在短板,制约了新能源的高效消纳利用。此外,新能源与化石能源之间、新能源与上下游产业之间尚未形成集成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新能源利用场景有待进一步拓展。

二是激发能源消费侧活力的体制机制亟待强化。能源消费特性由“刚性、消费型”向“柔性、产消型”转变,海量新型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绿电直连、零碳园区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创新,配电网有源化进程显著加快,推动能源消费侧变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全社会绿色能源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绿色能源消费激励约束机制仍不健全,绿色能源消费认证体系等保障措施存在短板。另一方面,能源消费侧的自调节潜力尚未充分激发,能源价格信号对消费侧的激励引导作用有限,能源消费侧与供给侧的协同性亟待提升。

三是提升能源系统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体制机制有待建立。能源平衡方式发生深刻变革,逐步由“统一平衡、单向流动”向“更大范围优化配置与更小范围自我平衡并重”转变。随着新能源逐步取代煤电成为主体电源,基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源随荷动、自上而下”的集约化能源平衡方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源荷双向互动和协同运行需求,需要进一步引导和激发能源供给、消费、传输等各环节灵活调节潜力,全面提升能源系统运行灵活性,增强能源系统韧性和安全水平。

四是能源市场机制和成本传导机制需要加快健全。以“计划”为主的传统能源资源配置方式已越来越难以适应能源转型和安全保供需求,继续持续深化能源市场建设,有效传导能源转型与安全保供成本,提升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效率。一方面,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仍在稳妥有序推进,煤、油、气、电市场建设进展存在较大差异,煤炭市场化程度较高,电力市场加快建设,油气市场建设有待深化,跨能源品种的市场化价格传导和协同互济机制有待建立。同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范围亟待扩大,各类电源尚未完全入市,海量低电压工商业用户直接入市条件也暂不成熟。另一方面,体现多维度价值的电力市场体系尚未形成,激励短期灵活调节的辅助服务市场和保障长期安全充裕的容量机制尚不健全,新型电力系统转型带来的系统成本难以有效疏导。此外,促进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市场机制不够健全,价格机制不够顺畅,商业模式不够清晰,激励配套措施存在不足。

对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新要求新部署,围绕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总体目标,以“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根本遵循,要加快补齐体制机制短板,着力促进能源结构更加绿色、系统运行更加灵活、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为建设能源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是构建韧性坚强的能源供给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是我国由能源大国转向能源强国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系统思维,多措并举提升能源供给韧性。要发挥好能源规划的牵引作用,强化能源规划与能源市场衔接,推动新能源与化石能源、新能源与上下游产业的集成融合发展。要发挥能源系统运行的支撑作用,加快构建适应主配微协同的新型能源系统运行机制,强化主干电网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强配电网对新模式新业态的承载力,支持智能微电网提升自平衡运行能力,实现“电从远方来”和“电从身边取”并重。要发挥跨能源品种的协同互补作用,加快构建以电为中心、冷热气电碳等多种能源协同的调度运行机制,激发能源系统各环节灵活调节潜力,提升跨能源品种互补互济水平。

二是构建能源绿色消费引导机制。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用能需求,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能源消费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用能生活方式。一方面,要构建政策与市场双轮驱动的能源消费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绿色能源消费引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制度,落实好碳双控政策,加快完善碳市场机制,充分激发全社会绿色能源消费意愿。培育好绿证市场,发挥好绿证的核心凭证作用,拓展绿证应用范围,推动绿证国际互认。另一方面,要主动作为引导能源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创新发展。适应分布式新能源快速发展需要,探索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的新模式,为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等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探索营造公平环境,多措并举激发绿色消费潜力、引导消费侧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构建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要加快推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全面入市,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真实反映供需关系的价格信号,并充分利用市场价格引导供需双向互动、优化产业布局,构建能源市场生态圈,更好培育新模式新业态。要加快打破省间壁垒、行业壁垒,不断提升跨省区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推动不同层次、不同品种的市场交易机制衔接融合,促进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要完善一二次能源价格传导机制,更好发挥能源价格引导作用,激励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适应能源价格信号优化生产、消费行为,提升能源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四是构建现代能源治理体系。要坚持法治引领,加快健全完善能源法制体系,与时俱进动态完善,不断发挥能源法律指导作用。要完善能源监管机制,防止自然垄断环节向上下游竞争性环节延伸,强化对地方政府不当干预行为的监管。要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加强技术标准领域国际互认,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为世界能源转型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