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正步入关键加速期。过去十余年间,太阳能发电成本下降逾90%、电池储能技术突飞猛进、电动汽车渗透率大幅提升,结构性变革正重塑世界能源版图。目前皆就职于美国高校的两位作者联合撰文,旨在呼吁全球加快能源转型步伐,并特别强调全球南方国家应加强与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

两位作者指出,中国凭借其工业规模、制造能力和持续投资,已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电池存储和电动汽车的成本,使清洁技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便宜、最快速、最具规模扩展能力的电力来源。作者呼吁,国际社会应摒弃贸易壁垒和市场碎片化,转而通过南南合作、共享投资和技术转让,将中国的制造优势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相结合,从而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推动当地现代化、工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拍摄的50万千瓦时风电项目配套输电线路建设现场(2025年7月1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已得到广泛认可,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仍然是维护全球环境稳定的关键。然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仅依赖于对约束、限制或紧缩的狭隘关注。它在根本上取决于清洁能源系统能否以足够高速的规模扩张,以支撑全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决定性因素不再是稀缺,而是充足。

在过去十年中,气候减缓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并非通过国际谈判实现,而是通过全球能源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实现的。清洁电力技术——尤其是太阳能发电、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经历了快速的成本下降和前所未有的部署扩张。这一转型的核心,是中国。中国的工业规模、制造能力以及持续投资重塑了全球能源市场。

当今国际气候话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集中于目标、缺口和政治僵局。然而,这种视角可能掩盖了最重要的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便宜、最快速、最具可扩展性的能源来源。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它是长期有意投资、协调一致的产业政策以及系统性扩张生产能力的成果——而中国在这些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

理解中国对全球清洁技术转型的贡献,最佳方式是从其对成本的影响入手。过去15年间,太阳能光伏组件的价格下降了90%以上,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制造规模、供应链整合以及持续的工艺创新。类似的动态也改变了电池生产,使储能成本大幅下降,使得在广泛经济体中实现可靠的、全天候的清洁电力成为可能。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快速规模扩张加速了全球采用进程,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提升了技术成熟度。

这些成本下降具有全球性影响。由中国大规模生产的清洁技术如今在全球部署,尤其是在以可负担性为决定因素的发展中经济体。在非洲、南亚、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获得低成本太阳能、电池和电动交通工具不仅仅是一项气候干预措施;它更是现代化、工业化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最新数据凸显了这一转型的规模。全球新增清洁电力装机容量如今持续超过整体能源需求的增长,表明经济扩张与化石燃料消费之间的结构性脱钩已进入早期阶段。在我们最近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中,我们将这一过程称为“清洁能源转变”(Clean Energy Shift,CES):即清洁能源供给增长速度快于能源总需求增长的速率。随着这一速率提高,化石燃料的长期衰退将变得不可避免。决定性的问题在于,这一转变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加速。

中国的国内能源转型一直是这一全球趋势的重要驱动力。大规模部署带来了学习效应,降低了单位成本,并强化了供应链。同时,清洁技术的出口使这些收益得以在国际共享。中国清洁技术的扩张并非取代其他地区的发展,而是为寻求能源安全、摆脱对进口化石燃料依赖的国家降低了进入门槛。

清洁能源的这一全球扩散应被理解为一种正和博弈过程。与在使用中会被消耗、并将地缘政治权力集中于资源丰富地区的化石燃料不同,清洁技术是可复制的。一旦制造能力建立,知识便会传播,成本便会下降,获取途径便会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洁能源发挥着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一种将气候目标与经济机遇相结合的公共产品。

为了维持并加速这一轨迹,进一步扩大规模至关重要。随着经济体在交通、供暖、工业和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不断电气化,对清洁电力的需求将持续上升。满足这一需求需要持续扩大制造能力、电网基础设施和储能系统。它还需要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使清洁技术能够高效流向最需要它们的地方。

在此背景下,关税壁垒上升和贸易限制可能在最需要速度的时刻减缓能源转型。清洁技术市场的碎片化将提高成本、延迟部署,并对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不成比例的伤害。更具建设性的做法是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共享投资、合资企业、技术转移和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

南南合作,例如由气候脆弱论坛—V20集团(Climate Vulnerable Forum-V20 group)推动的“气候繁荣议程”(Climate Prosperity agenda),为将气候行动与发展优先事项相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通过将中国的制造优势与当地能力建设、融资和部署相结合,此类伙伴关系能够在支持就业、技能培养和产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同时,加速清洁能源采用。这种做法强化的是能源主权,而非依赖;强化的是长期韧性,而非短期掠夺。

这并不意味着转型将毫不费力。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仍然具有影响力,投资仍在流向高碳基础设施。电网瓶颈、融资限制和监管延迟在许多地区仍然限制着部署。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降低发展中经济体的资本成本、升级输电网络、协调标准,以及消除减缓项目实施的非关税壁垒。

气候变化最终如何被应对,取决于人们如何对其进行界定。以牺牲和限制为中心的叙事难以获得持续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相比之下,以发展为导向的方法——聚焦规模、可负担性和共享繁荣——能够将环境责任与物质进步相结合。

清洁能源扩张不会解决所有环境挑战,但它解决了全球排放的主要来源。通过持续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及扩大跨境合作,国际社会能够加速清洁能源转变。中国的经验表明,速度、规模和协调至关重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这些经验推广至全球,是对全球气候稳定和各国共同发展最有效的贡献之一。

【作者克韦西·夸格拉伊内(Kwesi Quagraine)博士是一位加纳气候科学家,目前就职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并同时在加纳海岸角大学担任高级讲师;厄尔·埃利斯(Erle Ellis)是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马里兰大学(UMBC)地理与环境系统系的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