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积极稳妥推进碳中和,离不开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持续优化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政策工具箱,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打造高效生态绿色产业集群”。“十五五”时期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要窗口期。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赋能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等业态全面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政策体系初步建立。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绿色金融作出系统部署,《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等重要政策文件均提出明确要求。2016年,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推动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建立系统性绿色金融顶层政策框架的经济体。金融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先后发布了适用于不同绿色金融产品的专门目录和指引,形成了覆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多领域的政策工具体系。二是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达44.8万亿元,规模居全球前列;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也位居世界前列。绿色保险覆盖面明显拓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逐步实现重点行业全覆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平稳有序推进,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重启,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生态环保项目储备库相继建立。三是改革试验稳步推进。国家在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十地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北京密云、河北保定等23个地方开展气候投融资试点。设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这些改革试验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但也要看到,绿色金融在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过程中,仍面临法律法规不健全、标准体系不统一、产品创新不足、资金供给存在缺口等短板。从现实需求看,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仅靠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必须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社会资本大规模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从国际竞争看,全球绿色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绿色贸易壁垒正在形成,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已成为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从制度供给看,现有绿色金融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国家层面缺乏针对绿色金融的专门立法;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仍在完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定价机制还不够成熟;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待进一步强化,绿色金融的风险防控能力仍需提升。这都迫切要求我们从体系层面系统推进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统筹推进制度建设、产品创新、风险防控和国际合作,系统破解绿色金融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赋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撑。

 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推进绿色金融专门立法进程,明确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完善问责和惩罚机制。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的认定标准和环境效益核算方法。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扩大披露主体范围,提升披露质量。加快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推动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与互认。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统筹发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转型金融等多种工具的作用,创新金融产品设计,优化投融资期限结构。针对绿色转型的长周期特征,增强长期资本供给能力,拓宽长期资金来源。大力发展碳金融,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充分发挥碳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探索数字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绿色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覆盖面。

 强化绿色金融风险防控。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过程中,将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风险,以及技术路线演进、监管规则调整带来的不确定性。绿色金融既要善于发现价值,也要善于管理风险。要健全绿色低碳标准体系,强化环境信息披露,推进气候投融资产品和碳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绿色金融风险预警模型,提升环境风险和信贷风险的智能化防控能力。

 深化绿色金融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全球绿色金融规则制定,推动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对接与互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广中国绿色金融实践经验,设立多边生态合作基金。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绿色金融政策协调,有效应对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外部挑战,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以健全的制度体系、丰富的产品体系、有效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开放的合作体系,推动绿色金融在美丽中国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让金融活水持续滋养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家园。

 (作者:顾光同,系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生态经济研究所所长)